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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费希尔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教具有限公司、上海雅讯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1.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长江鳗鱼苗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且禁止捕捞的水生动物苗种。2018年上半年，董某某等38人单独或共同在长江干流水域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并出售谋利。王某某等13人明知长江鳗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单独收购或者通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等方式建立收购鳗鱼苗的合伙组织，共同出资收购并统一对外出售，向高某某等7人以及董某某等38人非法贩卖或捕捞人员收购鳗鱼苗116999条。秦某某在明知王某某等人向其出售的鳗鱼苗系在长江中非法捕捞所得的情况下，仍多次向王某某等人收购鳗鱼苗40263条。

　　王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另案刑事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9年7月15日，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等59人实施非法捕捞、贩卖、收购长江鳗鱼苗行为，破坏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苏0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一、王某某等13名非法收购者对其非法买卖鳗鱼苗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连带赔偿人民币8589168元；二、其他收购者、捕捞者根据其参与非法买卖或捕捞的鳗鱼苗数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或与直接收购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某某等11名被告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苏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非法捕捞造成生态资源严重破坏，当销售是非法捕捞的唯一目的，且收购者与非法捕捞者形成了固定的买卖关系时，收购行为诱发了非法捕捞，共同损害了生态资源，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的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长江鳗鱼苗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且禁止捕捞的水生动物苗种。鳗鱼苗特征明显，无法直接食用，针对这一特定物种，没有大规模的收购，捕捞行为毫无价值。收购是非法捕捞鳗鱼苗实现获利的唯一渠道，缺乏收购行为，非法捕捞难以实现经济价值，也就不可能持续反复地实施，巨大的市场需求系引发非法捕捞和层层收购行为的主要原因。案涉收购鳗鱼苗行为具有日常性、经常性，在收购行为中形成高度组织化，每一个捕捞者和收购者对于自身在利益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作用以及通过非法捕捞、出售收购、加价出售、养殖出售不同方式获取利益的目的均有明确的认知。捕捞者使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方式捕捞鳗鱼苗，收购者对于鳗鱼苗的体态特征充分了解，意味着其明知捕捞体态如此细小的鳗鱼苗必然使用有别于对自然生态中其他鱼类的捕捞方式，非法捕捞者于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尤其是禁渔期内，在长江干流水域采用“绝户网”大规模、多次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必将造成长江生态资源损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收购者与捕捞者存在放任长江鳗鱼资源及其他生态资源损害结果出现的故意。非法捕捞与收购已经形成了固定买卖关系和完整利益链条。这一链条中，相邻环节均从非法捕捞行为中获得利益，具有高度协同性，行为与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共同导致生态资源损害。预防非法捕捞行为，应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利益链条，让非法收购、贩卖鳗鱼苗的共同侵权者付出经济代价，与非法捕捞者在各自所涉的生态资源损失范围内对长江生态资源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生态资源损失在无法准确统计时，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并参考专家意见，酌情作出判断。

　　综合考虑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进行捕捞，加之捕捞时间的敏感性、捕捞频率的高强度性、捕捞地点的特殊性，不仅对鳗鱼种群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还必然会造成对其他渔业生物的损害，进而破坏了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给长江生态资源带来极大的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综合考量非法捕捞鳗鱼苗对生态资源造成的实际损害，酌定以鳗鱼资源损失价值的2.5倍确定生态资源损失。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的破坏性。捕捞者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捕捞鳗鱼苗，所使用张网的网目尺寸违反了《农业部关于长江干流实施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中不小于3毫米的规定，属于禁用网具。捕捞时必将对包括其他小型鱼类在内的水生物种造成误捕，严重破坏相应区域水生生物资源。案涉鳗鱼苗数量达116999条，捕捞次数多、捕捞网具多、捕捞区域大，必将对长江生态资源产生较大危害。

　　二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的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案涉的捕捞、收购行为主要发生于长江禁渔期，该时期系包括鳗鱼资源在内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捕捞地点位于长江干流水域，系日本鳗鲡洄游通道，在洄游通道中对幼苗进行捕捞，使其脱离自然水体后被贩卖，不仅妨碍鳗鲡种群繁衍，且同时误捕其他渔获物，会导致其他水生生物减少，导致其他鱼类饵料不足，进而造成长江水域食物链相邻环节的破坏，进一步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害。

　　考虑到生态资源的保护与被告生存发展权利之间的平衡，在确定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款项时可以考虑被告退缴违法所得的情况，以及在被告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如参加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等公益性质的活动或者配合参与长江沿岸河道管理、加固、垃圾清理等方面的工作，折抵一定赔偿数额。

　　智能电视机开启时开机广告自动播放的，如智能电视生产者同时也是开机广告的经营者，其有义务向消费者明确提示该产品含有开机广告功能，并告知能否即时一键关闭。智能电视生产者对其生产销售的智能电视未提供即时一键关闭功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为维护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智能电视生产者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融致新公司）是“乐视TV”“Letv”“Letv超级电视”等品牌智能电视机的经营者。2019年3月16日，原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省消保委）接到南京市一名消费者的投诉，反映被告销售的智能电视存在开机广告且不能关闭。

　　原告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履行了下列公益性职责：1.受理投诉并进行调查。调查中，原告发现被告销售的智能电视开机时会自动播放15秒左右的开机广告，未在销售时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提示或告知存在开机广告，相关广告也不能关闭。针对消费者的投诉，原告进行了问卷调查。消费者纷纷留言表示不能接受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2.根据调查结果，集中约谈了包括被告在内的智能电视经营者，并向被告发送了整改通知。2019年9月4日，原告向包括被告在内的智能电视经营者发送了《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犯消费者权益问题的约谈函》。2019年10月10日，原告集中约谈了包括被告在内的七家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智能电视经营者，集中告知其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企业告知书》，要求被告在销售智能电视时向消费者告知其产品存在开机广告，并且为消费者提供一键关闭开机广告功能，履行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健全投诉处理机制等法律义务。3.提起本案公益诉讼。经过集中约谈，创维、长虹、海尔、小米、夏普、海信等智能电视生产厂商先后向原告发送整改情况回复函，原告认为上述厂商己经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一键关闭开机广告的问题。被告于2019年9月20日致函原告，对约谈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于2019年10月21日再次致函原告，对电视开机服务进行承诺及保障。原告认为，多数智能电视经营者能够整改，但是被告并未积极整改。原告作为依法成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以维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审庭审中，被告辩称，电视在开机热机阶段完全无法播放电视内容，如果没有广告就是黑屏状态，因此待机期间的广告或其他用户自定义视频并未影响用户观看电视。

　　原告为证明开机广告并非智能电视必须具备的功能，提交了《测试报告》，并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孙某某出庭，以证明智能电视开机时，技术上可以在播放广告同时实现一键关闭。孙某某出具《专家意见》并陈述：1.开机时播放广告不是智能电视开机的必要程序。2.播放开机广告延长了开机时间，增加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3.智能电视开机广告需要利用因特网下载更新内容。4.从技术可行性角度看，在播放开机广告同时可以提供一键关闭功能，消费者操作关闭广告的按键后，能够立即关闭广告。

　　关于提供一键关闭开机广告具体时间，被告陈述其已经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是在15秒开机广告剩余5秒的时候出现一键关闭窗口。原告主张其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在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播放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广告功能，即在开机广告播放时可以立即关闭、随时关闭。

　　另查明，原告江苏省消保委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于2017年9月13日依法成立，代替原“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赋予的公益性职责。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本案后，对本案受理情况进行了公告，但直至开庭前，无任何有权机关或社会组织申请参与本案诉讼。

　　再查明，一审期间，被告对其生产的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实施了整改，在外包装上就开机广告业务进行提示，增大提示字体。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苏01民初6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为其销售的带有开机广告的智能电视机在开机广告播放的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二、驳回原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乐融致新电子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3日作出（2021）苏民终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是全国第一起因开机广告提起的公益诉讼，不仅直接涉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权益，也间接影响数十家智能电视机生产企业的利益，还可能对未来智能电视行业的发展产生引导作用。开机广告是智能电视的生产者通过智能电视的内置程序，利用因特网下载更新内容，并在用户开机时自动播放的广告。智能电视生产者对开机广告内容和播放模式具有决定权。因此，智能电视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开机广告的经营者。本案系因消费者购买乐融致新公司生产的电视机出现开机广告问题引发的纠纷。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是指消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或拒绝特定商品和服务的权利。鉴于乐融致新公司的双重身份，相较于传统消费纠纷，本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自主选择权是否受到侵害应分为两个层面讨论。

　　（一）关于乐融致新公司是否侵害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的选择权问题。乐融致新公司在产品销售页面、产品说明书、乐视商城网站的购买协议和产品外包装上就开机广告进行了提示，增大了提示字体。从提示的内容来看，乐融致新公司已经表明开机时会出现开机广告，部分机型包装上还载明了可以通过设置照片、视频等方式替机广告。在一般情况下，尚不至于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从而可以保障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的选择权。因此，可以认为乐融致新公司在销售智能电视时对其存在开机广告事项基本履行了向消费者的告知义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乐融致新公司在相关提示中关于消费者是否可一键关闭开机广告的表述还不够清晰，仍有继续改进的空间。

　　（二）关于乐融致新公司是否侵害消费者观看开机广告的选择权问题。法律并不禁止广告经营者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向消费者推送广告或者其他商业信息，但应当保证消费者的拒绝权（选择权）。消费者是否接收商业信息的选择权是基于自身意愿产生的无需说明理由的权利，通过显著方式设置一键关闭窗口是保证该权利实现的法定形式，也是经营者应承担的无条件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应当是即时和彻底的，关闭窗口只有与互联网广告同时出现且能够彻底关闭广告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才能实现法律规定的“确保一键关闭”“不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的规范目的。

　　乐融致新公司销售的智能电视为消费者提供了设置开机照片、视频的功能，但该功能只赋予了消费者选择看开机照片、视频或是开机广告的权利，并未赋予消费者拒绝观看开机广告或开机照片、视频的权利，不当限缩了消费者选择权的范围。因此该功能不能免除或替代经营者的法定义务。而江苏省消保委提交的《测试报告》和《专家意见》已经证明，播放开机广告延长了开机时间，增加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且在播放开机广告的同时设置一键关闭功能在技术上并无障碍。因此，即使乐融致新公司所称基于技术原因，电视开机时需要热机等待，如不播放广告会出现黑屏的事实成立，也不能作为其拒绝设置一键关闭窗口的理由。乐融致新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乐视TV”“Letv”“Letv超级电视”等品牌智能电视加载的开机广告，在直到播放最后5秒时才弹出一键关闭窗口，消费者才能选择关闭开机广告，明显降低了消费者观看电视的体验，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法院注意到当前消费市场普遍存在低价销售智能电视并通过播放开机广告营利的现实状况。法院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模式和商业选择，深知消费市场的繁荣稳定离不开消费者、经营者、投资者等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leyu·乐鱼平台，必须依法维护各方权益，不可偏废导致利益失衡，也完全理解乐融致新公司对己方整改后竞争力下降的担忧。但是，市场允许的竞争应当是正当和公平的竞争，任何商业营利模式的创新都不能以违反法律规定，扭曲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市场普遍存在违法现象更不能作为豁免特定经营者法律责任的理由。

　　劳动者须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的限度与方式亦当善意、宽容且合理。劳动者因直系亲属病重而提交了请假手续，其上级主管虽签字同意，但用人单位未及时审批。在此期间，该直系亲属病故，劳动者的事假性质即转化为丧假、事假并存。用人单位事后以劳动者旷工天数累计达到其规章制度规定的三天以上（含三天）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但该旷工天数的计算应扣除用人单位未及时审批的事假和劳动者法定的丧假。不符合解除条件的解除，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王某某于2008年4月7日进入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公司）处从事保安工作。安盛公司员工请事假或公休需填写请假申请单，写明假别、时间、事由等。安盛公司考勤管理细则规定，员工请事假一天由主管领导审批，连续二天由行政事务部（办公室）审批，连续三天以上（含三天）由公司总裁（总经理）审批；累计旷工三天以上（含三天）者，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公司有权辞退，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王某某签名确认签收并学习了上述文件。2020年1月6日，王某某因父亲生病向其主管提交请假单后回老家，请假时间为2020年1月6日至1月13日。1月7日，王某某因安盛公司未准假而返回，途中得知其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处理丧事直至其父于1月12日火化下葬。王某某于2020年1月14日返回上海，并于次日起开始上班。2020年1月6日至1月14日期间，王某某应出勤日期分别为6日、8日、9日、11日、12日、14日，共计6天。2020年1月31日，安盛公司向王某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王某某于2020年1月5日向公司提出1月6日-1月13日的事假申请需报集团公司领导审批，但王某某在未经审批同意的情况下，自1月6日起即擅自离职回安徽老家，直至1月15日才返岗，应视为旷工。即使扣除3天丧假，旷工天数也已达到累计三天以上（含三天）的标准，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的行为，故依照公司规章制度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王某某于2020年3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申请事项包括要求安盛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万余元等。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安盛公司支付王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万余元。安盛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2020）沪0118民初14509号民事判决：安盛公司支付王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安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沪02民终106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应遵循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解除劳动合同系最严厉的惩戒措施，用人单位应审慎用之。王某某因父去世回老家操办丧事，既是处理突发的家庭事务，亦属尽人子孝道，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道德和善良风俗。安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宽容。王某某主张其父于2020年1月7日去世、于1月12日火化下葬，并提供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安盛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在包括王某某老家安徽在内的中国广大农村仍有停灵的丧葬习俗，上述丧葬期间在合理范围内，尊重民俗、体恤员工的具体困难与不幸亦是用人单位应有之义。王某某于1月6日早上提交了1月6日至1月13日的请假手续，其上级主管和物业经理予以签字同意，然迟至下午才报集团公司审批，次日才告知王某某未获批准，故王某某1月6日缺勤系因安盛公司未及时行使审批权所致，不应认定为旷工。1月7日王某某因公司未准假，返回上海途中得知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办理丧事，至此，事假性质发生改变，转化为事假丧假并存。扣除三天丧假，王某某实际只请了两天事假，考虑到王某某老家在外地，路途时间亦耗费较多，请事假两天，属合理期间范围，安盛公司不予批准，显然不尽人情，亦有违事假制度设立之目的。至于2020年1月14日，该日不在王某某请假期间范围内，安盛公司认定该日为旷工，并无不当。因此，王某某并未达到安盛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安盛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罔顾事件背景缘由，机械适用规章制度，严苛施行用工管理，显然不当。故，依照王某某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并结合其工作年限，安盛公司应支付王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

　　1.合同约定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完成房屋交付，仅由于买房人原因未办理验收交接手续的视为交付。买房人在办理交付验收的过程中提出质量异议，并拒绝签署房屋交接单，双方约定开发商修复后再行交付。但此后开发商一直未履行修复义务，且再未与买受人协商交付事宜，故不能认为其已经完成了房屋交付。

　　2.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约定、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考量，作出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497、498、502、509、577、58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１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40、41、44、60、107、114条）

　　2014年10月22日，原告周某某与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绿城公司应当在2016年9月30日前将绿城明园锦兰苑 X 幢X 室（附属车位X1、X2）交付原告周某某使用。合同第十条约定被告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逾期不超过90日，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付房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90日后，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原告解除合同的，被告应当自原告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30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房款，并按原告累计已付购房款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交付房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第十六条约定被告承诺于2016年12月30日前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原告，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被告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交付权属证书，约定日期起90日内，被告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按已付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约定日期起9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原告不退房，被告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

　　原告周某某于2014年10月14日、2014年12月31日分两次共向被告绿城公司支付房款共计2193799元。

　　2016年6月17日，被告绿城公司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和有关单位验收，于2016年8月2日完成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2016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周某某发送《绿城明园锦兰苑入伙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6年9月30日9时30分办理交房手续。

　　2016年9月30日交房过程中原告周某某发现（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渗水，（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上述问题记载在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住宅交付验收清单的“验收意见”一栏中，并在“验收意见”这栏中记载有“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原告在业主签名处签名。被告工作人员在备注栏记载“重点关注”并签名。

　　2017年12月26日，被告绿城公司向原告周某某发送《关于再次提醒收房的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7年12月31日前到绿城明园锦兰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交房手续。截至2018年2月27日本案庭审时，原、被告双方尚未完成交房手续，庭审中双方表示会尽快完成交房手续并办理权属证书。后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组织原、被告双方现场查勘，被告工作人员表示2016年9月30日交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2016年10月维修结束，原告表示2016年11月查看时原告认为渗水还未完全修复，要求被告继续维修，后原告指出存在其他漏水问题，被告陆续在2017年间进行维修。原告在查勘时表示其认可涉案房屋目前已不存在渗漏，满足交付条件，但原告在法庭庭审结束后前往被告处要求办理交房手续时，因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自2016年9月30日起算的物业费，双方对此存在争议，故未完成交房手续。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浙0281民初931号判决：一、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某某交付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的房屋，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交付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即被告办理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房屋的转移登记过户手续，办理过户所需应当由买方交纳的税费由原告承担）；二、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原告周某某已付购房款2193799元的10%支付违约金219379.9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浙02民终2725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绿城公司应当在2016年9月30日前将符合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原告周某某使用。第十二条约定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被告应当书面通知原告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被告应当出示合同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在签署房屋交接单前，出卖人不得拒绝买受人查验房屋。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原告对房屋及装修质量，公共设施、设备质量提出异议的，被告应当给予解释和说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双方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的，被告书面通知的交付日期视为交付，检测单位提出返修意见的，被告应当按要求返修，并承担赔偿责任。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可见，双方约定也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房屋交付，同时仅约定由于原告原因未在《入伙通知书》规定的交付日期内办理房屋验收交接手续的则自《入伙通知书》规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日之次日起即视为交付，以及在原告对质量有异议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的情况下被告书面通知的交付日期视为交付。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在2016年9月30日前往被告处办理交房手续，但在交付验收过程中原告指出房屋存在渗水，留存在被告处的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住宅交付验收清单记录了相应的验收意见，并记录有“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故原、被告之间系在交房过程中因原告对质量有异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处理好“（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渗水，（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问题后再行交付，并未变更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房屋交付的合同约定。但被告直至2017年12月26日才第二次书面通知原告办理交房手续。在《关于再次提醒收房的通知》中表述“我们于2016年9月19日向您发送《绿城明园锦兰苑入伙通知书》，请您于2016年9月30日9时30分到绿城明园锦兰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绿城明园锦兰苑X幢X室交房手续。但您至今未来办理交房手续”，上述表述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2017年12月26日第二次书面通知之前被告一直未完成修复后再次交付房屋的书面通知义务。

　　至于被告绿城公司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明确约定除主体结构质量问题以外的质量瑕疵，被告根据法律法规及《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原告周某某不能拒绝接受房屋交付，被告不承担逾期交付责任的抗辩，原告表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情。法院注意到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内容并不包括附件九，且附件九中关于被告不承担逾期交付责任的内容约定系被告方提供的免除责任条款，被告虽在附件九文首作出特别提示，但特别提示内容并未对免责条款进行特别提醒，应当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至于被告认为2016年9月30日在验收过程中即使被告认可验收意见内容以及待处理好后交房的约定，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对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做出了变更，被告不存在逾期交房的辩称意见，法院认为原、被告仅是对交房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的处理意见做出了约定，原告并未作出放弃向被告主张逾期交房责任的意思表示，且质量问题的修复所需要的时间导致原告无法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内取得房屋的占有使用权完全系被告过错，被告无须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被告绿城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要求调至每日万分之一，并且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若被告逾期交房，则被告承诺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时间相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的逾期期限相同，该期限内被告不承担逾期办证的相应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的约定，原告周某某也无权要求被告同时承担逾期交付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违约责任。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需要调整，法院注意到，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中存在“买受人同意，出卖人逾期交房且应按照本合同第十条相关约定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时，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的违约金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买受人已付房价款的 10%”的约定。其次，在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现场查勘过程中，原告认可被告在2016年10月已对验房时发现的渗水问题进行修复，在原告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说明中也认可被告于2016年10月29日让物业工作人员通知原告渗水问题已经修复，原告也于2016年11月11日再次去查验房屋。但再次查验过程中原告要求被告对东阳台渗水的修复采取养水24小时观察，并要求被告对养水后遗留的渗漏点继续修复。后原告在2016年年底至2017年11月间多次前往涉案房屋查验，并在2016年年底以及2017年后续指出北阳台渗水、南卧室窗台下渗水等问题。考量到北阳台渗水、南卧室窗台下渗水等问题并未在2016年9月30日的验房问题清单中，即不属于原、被告关于“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的约定范围内，且双方也认可后续发现的渗水问题主要涉及譬如楼上住户装修时安装的热水器摆放位置、阳台水管皮圈的更换以及水管检修口未拧紧此类通过物业协调以及配件更换检查的问题，并不影响房屋质量，被告物业工作人员也做出了相应处理。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及原告因被告逾期交付房屋、逾期交付权属证书所造成的损失范围，法院认为将被告承担的违约金从按日万分之五、日万分之二分别计算至交付日调整至整体按原告已付房价款的10%计算违约金较为合理。至于被告提出原告质量异议不涉及所购车位，违约金标准应按照已付房屋价款1893799元为基数计算，车位款300000元不应作为违约金计算基数的抗辩，法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相关违约金的约定中并未对“已付房价款”作出进一步限制说明，不宜作出对格式合同提供方有利的解释，且在房屋存在逾期交付的情况下原告也无法单独使用附属车位，故法院对被告上述抗辩不予支持。

　　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应当根据协议主体、权利义务约定等内容综合认定。差额补足义务的主体不是所涉投资资金的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的，不属于法律法规所规制的“刚性兑付”。协议双方自愿利用基金的结构化安排以及差额补足的方式就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进行分配的，不能仅以此否定行为效力。差额补足义务与被补足的债务本身不具有同一性、从属性等保证担保构成要件的，应认定构成独立合同关系。差额补足的条件及范围依合同约定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58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113条）

　　2016年2月，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通过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公司）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资本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浸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浸鑫基金），其中招商财富公司认购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光大资本公司认购劣后级有限合伙份额6千万元，光大浸辉公司为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4月，光大资本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载明“招商银行通过招商财富公司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我司同意在基金成立满36个月之内，由暴风科技或我司指定的其他第三方以不少于【28亿元×（1+8.2%×资管计划存续天数/365）】的目标价格受让基金持有的JINXIN HK LIMITED浸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我司将对目标价格与股权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无条件承担全额补足义务。届时，资管计划终止日，如果MPS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我司同意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公司）系光大资本公司唯一股东，其向光大资本公司出具《关于光大跨境并购基金的回复》，载明“我司已知悉并认可光大资本公司对招商银行的补足安排”。后因收购的MPS公司濒临破产，上海浸鑫基金无法顺利退出，招商银行遂诉请光大资本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19）沪74民初601号民事判决：一、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3115778630.04元；二、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以3115778630.0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宣判后，光大资本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0）沪民终56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差额补足函》的效力认定问题，被告并非所涉投资资金的管理人或者销售机构，不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制的刚性兑付行为。上海浸鑫基金系被告与暴风集团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原、被告分别认购上海浸鑫基金的优先级、劣后级合伙份额，被告系基于自身利益需求，自愿利用上述结构化安排以及《差额补足函》的形式，与原告就双方的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进行分配，该行为不构成法定无效情形。《差额补足函》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被告股东光大证券公司对差额补足安排明确予以同意，应认定其合法有效。

　　关于《差额补足函》的法律性质认定，被告出具《差额补足函》的目的确系为原告投资资金的退出提供增信服务，但是否构成保证仍需根据保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判断。本案中，原告不是《合伙协议》及MPS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中的直接债权人，被告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也不以《合伙协议》中上海浸鑫基金的债务履行为前提。被告在《差额补足函》中承诺的是就香港浸鑫公司股权转让目标价格与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承担补足义务或在MPS公司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时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与MPS公司股权回购协议的相关债务不具有同一性。因此，差额补足义务具有独立性。被告直接向原告承诺差额补足义务是为确保原告的理财资金能够在资管计划管理期限届满时及时退出。在未能按期完成股权转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需无条件独立承担支付义务，与基金项目是否清算无关，故履行条件已成就，被告应依约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或股东出资协议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期限系股东之间达成的合意。除法律规定或存在其他合理、紧迫事由需要修改出资期限的情形外，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出资期限的决议应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大股东滥用控股地位，以多数决方式通过修改出资期限决议，损害其他股东期限利益，其他股东请求确认该项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017年6月27日，原告姚某某因与被告鸿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大公司），第三人章某、蓝某某、何某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鸿大公司预期将取得代理Tesla在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事宜的授权，姚某某拟出资700万元、蓝某某、何某某拟各出资350万元，均投资入股鸿大公司，且应在协议签署后的三日内全部实缴至鸿大公司；本协议系各方合作的初步法律文件，未来将可根据具体情况适时修改、调整、细化、充实。

　　2017年7月17日，被告鸿大公司形成新的公司章程，载明：第四条鸿大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姚某某出资15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7年7月1日……；第九条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一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此后，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材料显示，姚某某和三个第三人成为鸿大公司股东，其中姚某某持股15%。

　　2018年10月30日，被告鸿大公司向原告姚某某发送临时股东会通知。2018年11月18日，被告鸿大公司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载明：应到会股东4人，实际到会股东为三个第三人，占总股数85%，原告姚某某收到股东会通知后未出席股东会，也未委托其他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主持，到会股东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2.通过章程修正案；3.姚某某未按照约定缴付出资款700万元，且在鸿大公司多次催缴的情况下仍拒不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会决定限制姚某某的一切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益分配权、表决权、知情权等），直至姚某某履行全部出资义务之日止。临时股东会决议第二项决议所涉章程修正案，载明如下内容：将鸿大公司公司章程第五条姚某某及三个第三人作为鸿大公司股东的出资时间2037年7月1日修改为出资时间2018年12月1日；并增加以下内容：若公司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就出资时间另有约定，无论这等出资约定的具体时间在本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签署之前还是签署之后，则股东的出资时间以该出资约定为准，但出资约定的最晚期限不得超过2018年12月1日……

　　原告姚某某认为：出资期限的提前或修改，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被告鸿大公司其他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规则修改章程关于出资期限的规定，是对资本多数决的滥用，损害了其作为股东的利益，要求判令确认鸿大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

　　被告鸿大公司称，已经通过快递向姚某某送达了临时股东会通知，尽到了通知义务。鸿大公司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程序性问题，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合法有效。且2017年6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姚某某应于2017年6月30日前履行出资义务，故本案不属于要求股东提前出资的情形。

　　三个第三人述称，鸿大公司通过快递向姚某某发送临时股东会通知，详细载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议案等内容，经查询上述快递已被姚某某签收。2018年11月18日，鸿大公司召开股东会，三个第三人作为股东参加，并一致作出了将出资时间变更为2018年12月1日等决议内容。上述股东会依法有效。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一、确认被告鸿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的第二项决议“通过章程修正案”无效；二、驳回原告姚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鸿大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一，股东出资期限利益是未出资股东具有的法定性权利。我国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允许公司各股东按照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缴纳出资。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是公司资本认缴制的核心要义，系公司各股东的法定权利。如允许公司股东会以多数决的方式任意决议修改出资期限，则占资本多数的股东可随时随意修改出资期限，从而剥夺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二，股东出资期限利益是未出资股东具有的契约性权利。股东出资期限系公司设立或成为股东时，公司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合意，股东按期出资虽系各股东对公司的义务，但本质上属于各股东之间的一致约定，而非公司经营管理事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认缴的出资期限是股东之间形成的合意，公司内部应遵守该合意。

　　第三，在未有明确合意情况下，股东出资期限只有特殊情形才可以加速到期。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是其法定权利，但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故在个别特殊情形下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可予以突破。主要有以下两类：其一，法律明确规定。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法律规定的破产、强制清算等情形，各股东应提前出资或出资加速到期。此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上述法定情形，而无需以资本多数决的方式变更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其二，公司存在紧急筹措资金的特殊合理情况。例如，司法实践中具有优先性质的公司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公司拖欠员工工资而形成的劳动债权，在公司无资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又例如，公司确实存在紧急对外投资的经营行为，而公司自有资金不足以支付，可以通过股东资本多数决的方式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本案不属于上述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任何一种情形。本案当事人对鸿大公司是否继续经营持不同意见，且各方均确认《合作协议书》的合作目的已无法实现，目前也并无证据证明存在需要公司股东提前出资的必要性及正当理由，因此，法院认定本案要求股东提前出资不具有合理性且不符合常理，并无不当。章某、何某某、蓝某某等股东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剥夺了被上诉人姚某某作为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限制了姚某某的合法权益，故该项决议无效。综上，一般而言，股东出资期限既是未出资股东的法定性权利，也是未出资股东的契约性权利，涉及到股东的根本利益，并非一般的修改公司章程事项，不能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

　　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消费的权利。在美容美发、健身、餐饮等一些消费领域，经营者出于其营销手段的考虑，经常引导消费者选择预付储值的消费方式。而当服务场所无法保障原有服务质量和服务环境，或当特定服务提供者离职时，消费者的预期目的即无法实现。消费者以此诉请退款的，即使预付卡服务协议中有“不退还”、“不折现”等条款，人民法院也应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的诉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本案适用的是自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52条、94条）

　　2018年12月4日、2019年1月5日，原告周某某通过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内的POS机刷卡转账的方式，分五笔共向名为“南京XXX护肤造型XX路店”的支付宝账户付款42000元。上述支付宝账户经实名认证的交易主体为“南京市建邺区阿里波波美容美发店”。

　　2019年1月5日，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原告周某某签订《XX护肤造型服务协议书》一份，第一条约定，由周某某办理消费卡一张，支付方式为“支付宝”；第二条约定，原告“持消费卡在公司所有门店通用，直接从预付费中扣除客户消费金额”；第四条约定，该协议一经签订，周某某“即成为VIP客户”，“享有优先体验，积分折扣等权益（详见各店宣传为准），双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此卡为消费卡，不给予退还，不折现”。在上述协议第六条补充条款中，双方以手写方式约定，原告周某某当天消费金额共8000元、实际扣款3000元；该条另约定了“每年赠送中药泡澡24次”、做面部“小气泡免费”等优惠内容。

　　在周某某依据上述协议领取的卡号为90XXX07的“XX国际连锁机构”VIP钻石卡上，“持卡人须知”部分载明，“拥有此卡尊享本店钻石卡优惠，购买疗程及产品七折”。周某某持此卡消费除上述2019年1月5日扣款3000元外，另在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有7次扣款总计4743元，至2019年11月6日最后一次消费结束时止，卡内尚有余额34257元。

　　2019年5月27日，洪某某、案外人邹某与尹某某签订《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由邹某、洪某某共同将XXX美容美发店铺转让给尹某某，该合同约定，店铺应在2019年6月1日前交接完毕，洪某某应将该店目前所有会员及顾客资料移交给尹某某，尹某某承诺接受洪某某原有顾客，尹某某有义务继续未完成的服务。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19)苏0114民初7536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原告周某某与被告南京市雨花台区尹某某美容美发店之间的服务合同；二、被告南京市雨花台区尹某某美容美发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某某返还款项27224元；三、驳回原告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原告与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签订的《XXX护肤造型服务协议书》上虽然载明了“双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此卡为消费卡，不给予退还，不折现”等内容，但原告周某某作为服务合同的特殊主体即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上述合同内容系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作为经营者，以格式条款方式单方作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

　　二、合同解除后预付费会员卡内余额返还问题。其一，关于返还数额。因原告基于办卡行为享受了相关优惠服务，现其要求退卡、解除合同，故对其已经享受的优惠服务价款应予以扣除。原告现有卡内余额34257元，扣除原告已实际享受的办卡优惠7033元，对于余款27224元，原告有权要求返还。其二，关于款项返还义务主体。原告周某某以预付费充值的方式在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办理了会员卡后，其与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形成了消费服务合同关系。在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洪某某及案外人共同将店铺转让给被告尹某某美容美发店的经营者尹某某，转让双方约定由尹某某美容美发店继续为店铺转让前的会员提供服务，应认定被告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承继了洪某某美容美发服务中心在案涉消费服务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尹某某美容美发店承担款项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告周某某在得知店铺实际经营者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选择持卡在尹某某美容美发店继续接受服务，应视为其对合同义务主体变更已作确认。

　　因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合同，在合同未对降税、退税即应调减合同价款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开发商是否确已纳税，以及缴税的具体金额和种类是否发生变化，对于合同约定的固定房屋总价款不产生影响。购房人以国家税率变化为由要求开发商对合同价款予以调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

　　2016年10月12日，原告陈某某与被告余姚市中梁宏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购买首府X幢X商品房（预售），建筑面积88.05平方米，以建筑面积作为计价方式，单价10538.66元/平方米，总价927929元，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本期商品房项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8号公告，适用一般征收方式，适用税率为11%，第五款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合同另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7年2月20日，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房款927929元。2018年9月23日，原、被告签订房屋交接书一份，双方确认该房屋的预测建筑面积为88.05平方米，实测面积为87.99平方米，总价款为927297元（退房款差额632元）。

　　另查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

　　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作出《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通知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

　　涉案房屋的增值税开票日期为2018年9月5日，金额为842997.27元，税率10%，税额84299.73元，价税合计927297元。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浙0281民初13045号判决：驳回原告陈某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对房屋总价款的影响。针对上述争议焦点，首先，原、被告在合同第五条约定，房屋的计价方式以建筑面积作为计价方式，单价10538.66元/平方米，总价927929元，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房屋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且不动产属于家庭大额财产，不动产买卖事宜关系重大，故原、被告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其次，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本期商品房项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8号公告，适用[一般]征收方式，适用税率为[11%]，第五款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被告辩称上述约定仅具有告知作用，原告主张上述约定系原、被告双方约定将增值税税率作为房屋总价款的计价因素，故税率下调后增值税税金减少，被告收取的该部分金额应当予以返还。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开发商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原、被告已经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补充协议的约定并不具有降税降价或退税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或退税明确约定的情形下，被告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再次，原告主张新的税收政策带来的红利应当由原告方享有。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leyu·乐鱼全站、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本案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并非原告。现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综上，因涉案商品房销售而产生的应税销售行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10%后，不影响涉案房屋的总价款，被告根据927297元的房屋总价款开具增值税的行为并无不妥，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故不能要求电动车车主对机动车的认知超出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部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已将案涉超标两轮电动车定性为机动车，但实践中又从未将此类车辆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而且，此类车辆也并不属于工信部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机动车。故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存在“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免责情形而主张免责，不能得到支持。

　　死者蒋某某自2008年4月至2017年4月11日在位于余姚市泗门镇湖北村的余姚市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工作。死者蒋某某于2016年2月21日购买所骑行的标记有“威震”的二轮电动车。原告傅某某、蒋某、沈某某系死者蒋某某的法定继承人。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为蒋某某等15人向被告平安鄞州支公司投保了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金每人200000元、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意外住院和门诊每人40000元），保险期限12个月，自2016年6月17日零时起。被告与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在特别提示中第六条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三）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在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B款）条款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为费用补偿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如果已从其途径获得补偿，则保险人只承担合理医疗费用剩余部分的保险责任”。2017年4月11日16时20分左右，死者蒋某某下班回家驾驶两轮电瓶车（事故后被认定为轻便二轮摩托车）由北往南途经余姚市泗门镇楝树下村地段（高夹线与共济路四枝交叉路口），与由西往东被告俞某某驾驶浙BSXXXX号肇事车发生碰撞，造成蒋某某受伤，经医院抢救花费医疗费3805.98元，后于当晚死亡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余姚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在责任认定时对蒋某某驾驶的标记有“威震”的二轮电动车进行了司法鉴定，后被鉴定为轻便二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后余姚市公安局交通大队认为，俞某某驾驶机动车驶经路口未停车瞭望，遇情况措施不及，蒋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的轻便二轮摩托车驶经路口未停车瞭望，未让右方车辆先行，未戴安全头盔，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且作用基本相当，应各自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另，余姚市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浙0281民初5548号案件中，三原告起诉俞某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请求判令：一、赔偿医疗费3805.98元、死亡赔偿金979640元、丧葬费3067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2640元、亲属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3529.26元、交通费2000元、车辆损失费2000元，合计1124286.24元；二、被告平安保险慈溪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15805.9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先行赔付；三、被告俞某某在扣除交强险赔付费用后承担60%的赔付责任，即赔偿原告605088.16元;以上合计两被告应赔偿原告720894.14元，扣除被告俞某某已支付的70000元，两被告尚应实际赔偿原告650894.14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该案经调解结案。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浙 0281民初701号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赔偿原告傅某某、蒋某、沈某某意外伤害身故保险200000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傅某某、蒋某、沈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浙02民终2593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投保人余姚市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与被告平安鄞州支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合法有效。投保人在投保声明书和团体保险投保单上盖章的行为，可视为保险人已就保险范围、责任免除等事项向投保人作了说明，投保人的行为对被保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被告平安鄞州支公司能否以被保险人驾驶机动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这一免责事由免除赔付义务。首先，被保险人蒋某某驾驶的电动车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被部门鉴定为“机动车”仅表明该电动车在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轻型摩托车，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不能要求电动车车主履行高于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义务；其次，审理中，原、被告对被保险人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时所驾驶的涉案车辆是否属于免责条款中所指的机动车存在不同解释；从死者蒋某某自身来看，其系在余姚市泗门镇农村工作的普通公司员工，虽然被告根据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鉴定报告书认为涉案车辆属于机动车，但是涉案车辆的产品说明明确为电动车，被保险人蒋某某及三原告基于产品说明而认为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的理解，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标准；从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来看，国家实行机动车登记制度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涉案的超标电动助力车未纳入机动车管理范围，其与机动车的使用范围和路权规则不同，购买者无法进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号牌，亦无法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行政机关对该类车辆的管理方式造成了社会公众认为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故原告陈述基于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认为涉案车辆不符合免责条款中规定机动车的理解，亦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标准。另，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据此，双方对涉案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特别提示的责任免除条款中关于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内容未能明确机动车的具体类别，故该免责条款不应适用于本案所涉车辆，被告理应支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200000元。

　　二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3805.98元的诉请是否应得到支持；在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B款）条款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为费用补偿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如果已从其途径获得补偿，则保险人只承担合理医疗费用剩余部分的保险责任”，故本案所涉意外伤害保险系补偿型保险，所涉及的3805.98元医疗费能够在（2017）浙0281民初5548号案件中所涉的交强险10000元中足额赔付，故对原告的该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的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应当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股权已办理变更登记记载于受让人名下，由于该股权受让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人亦不能以发起人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主张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转让人出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缴纳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6条）

　　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赵某某认缴出资额1650万元、持股比例为55%，股东郑某某认缴出资额1350万元、持股比例为45%，二人认缴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实缴出资额均为0元，出资时间均为两年内。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7月31日，滁州市中盛小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小贷公司）先后借给众鑫公司1650万元。为担保该债权的履行，2014年11月12日，赵某某、郑某某作为甲方，中盛小贷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众鑫公司的1650万元股权（占股55%）转让给乙方，转让后，赵某某占股24.75%，郑某某占股20.25%。该合同约定，乙方为支持众鑫公司项目建设，双方签订了全部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乙方按照约定投入了借款1650万元，甲方考虑乙方借款风险，以不收取乙方转让金的方式转让55%股权给乙方作为借款风险保障；股权转让后乙方持有的55%股权不参与甲方收益、不承担甲方的任何风险。后众鑫公司修改了章程，该章程第五条载明全体股东于2034年11月12日前缴足注册资本。

　　为履行上述协议，2014年11月17日，赵某某、郑某某与张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某某、郑某某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的55%的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4年12月17日，赵某某、郑某某与安徽省天享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享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某某、郑某某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45%股权转让予天享公司，天享公司承诺在赵某某、郑某某还清欠款及为赵某某、郑某某担保的本息后将股权全部归还给原股东等内容。股东会决议同意此次股权转让，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5年6月13日，天享公司、赵某某、郑某某、众鑫公司共同向中盛小贷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众鑫公司债权、债务不包括从中盛小贷公司借款的1650万元；之前众鑫公司对中盛小贷公司的相关承诺仍有效，如企业重组、转让等须优先偿还该笔借款本息；张某某持有的众鑫公司55%股权是对中盛小贷公司债权的保全。

　　2015年12月22日，众鑫公司因办理土地使用权的需要形成股东会决议。同年12月30日，赵某某、郑某某与张某某、天享公司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登记在张某某及天享公司名下的股权变更给原股东赵某某、郑某某。

　　2016年1月16日，赵某某、郑某某分别与张某某、天享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某某、郑某某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55%股权转让予张某某，将45%股权转让予天享公司等内容。股东会决议同意此次股权转让，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7年9月19日，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众鑫公司破产清算案，指定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经审计，众鑫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0元；在应付款清查明细表载明，天享公司享有债权7674552.81元，不包括担保债权5438989.60元；资产负债审计调整表载明短期借款36296584.30元。管理人遂代表众鑫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赵某某、郑某某分别补缴出资1650万元、1350万元,并互负连带责任；2.张某某、中盛小贷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16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天享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13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8）皖1103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一、赵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支付出资1650万元；张某某对其中907.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安徽省天享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中74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郑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支付出资1350万元；张某某对其中74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安徽省天享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中607.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天享公司提出上诉。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皖11民终31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8）皖1103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二、赵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补缴出资1650万元，郑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补缴出资1350万元；赵某某、郑某某对上述3000万元出资款互负连带责任；三、驳回滁州市众鑫包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一）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人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人支付价金获得股权的意思表示。股权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股权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股权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股权进行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一种非典型担保。股权让与担保尽管外观上的股权过户登记与设定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但股权变更登记只是债权人保全自己权利的手段，应根据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股权让与担保中的权利人享有的是有担保的债权，而非股权。本案中，赵某某、郑某某与中盛小贷公司、张某某、天享公司签订《内部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众鑫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中盛小贷公司、张某某。从《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看，股权受让人不用支付股权转让金，不参与公司收益分配，不承担任何风险，且承诺在赵某某、郑某某还清借款本息后，把所持有的55%股权无偿转给赵某某、郑某某。中盛小贷公司指派张某某为55%股权持有人。赵某某、郑某某与天享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明确约定，天享公司承诺在赵某某、郑某某还清欠款及为赵某某、郑某某担保的本息后将股权全部归还给赵某某、郑某某。从上述约定看，股权转让是双方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则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为其之间的债权债务提供担保，即股权让与担保，该股权让与担保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因此，应当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之间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张某某、天享公司虽登记为众鑫公司股东，但实质上并不享有股东权利，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参与利润分配，仅处于担保权人的地位。张某某系代中盛小贷公司持股，实际债权人为中盛小贷公司。

　　（二）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根据众鑫公司章程规定，赵某某、郑某某作为公司设立发起人股东，分别认缴出资额1650万元、1350万元，应在2034年11月12日前缴足。然而，至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众鑫公司破产清算案时，经审计，众鑫公司实收资本账面数为0元，赵某某、郑某某均未履行出资义务。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其二人认缴资本的期限依法应加速到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其二人应当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并负连带责任。众鑫公司诉请赵某某、郑某某连带履行出资3000万元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持。众鑫公司主张张某某、中盛小贷公司对其中的16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天享公司对其中的13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因中盛小贷公司、天享公司是以受让股权的形式为其债权提供担保，张某某、天享公司只是名义股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受让人，不享有股东权利，故其不应承担股东责任。

　　外卖的“众包骑手”虽通过外卖平台投保商业保险并实际支付保费，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受益人都是骑手本人，而非该外卖平台。保险合同并未明确约定，骑手在配送投保平台之外的订单时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免赔。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以骑手在事故发生时所配送的平台订单并非代为投保的平台订单而主张免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20年5月14日，美团平台注册众包骑手叶某某从美团平台首次接单时，福建人力宝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公司）投保了美团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其中意外身故、残疾保额60万元，叶某某为此支付保费3元，由美团平台扣收。该险种的客户群体为众包骑手。人保南京公司出具的“美团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单（电子保单）”上并无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或签章。投保后，叶某某的美团APP中“保险说明”第1条载明“突发疾病身故：最高赔偿限额60万元人民币。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既往症原因除外），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突发疾病身故保险金，本附加保险合同终止”。第2条载明“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当日第一次接单开始至当日24时，如在当日24时送单尚未结束的，保险期间最长可延续至次日凌晨1时30分，最长为25.5小时”。第3条第3款载明“由既往病史导致的突发疾病身故不属于保险责任；如发生猝死事故，必须由有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门指定法医鉴定机构进行尸检以确定死亡原因，如未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导致无法确定死亡原因的，在已有证据可排除既往症原因的情况下，保险人按不超过身故限额的10%进行赔付”。

　　投保当日18时40分，叶某某在万春商业街晕倒，被接警民警送至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门诊诊断叶某某为脑出血。后叶某某被转往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继续救治，该院门诊病历记载处理意见为：脑干出血、双瞳散大、无自主呼吸，无手术指征、预后不良，随时有死亡可能、维持生命体征。2020年5月15日，叶某某出院，出院诊断为“脑干出血、高血压”，出院情况为“深昏迷、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刺痛无反应、机械通气中，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当日，叶某某在家中死亡，原因为脑内出血。

　　叶某某妻子段某某、母亲季某某、儿子叶某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人保南京公司支付叶某某死亡赔偿金60万元。人保南京公司辩称，案涉事故发生时，叶某某配送的是“饿了么”平台订单，而非美团平台订单，不符合保险合同生效条件；叶某某真实死因未能查明，保险公司仅应承担不超过身故责任限额10%的赔偿责任。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皖0291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段某某、季某某、叶某死亡赔偿金60万元。人保南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0日作出（2021）皖02民终79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保险合同是否生效，案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是否成立。

　　关于案涉保险合同是否生效问题。外卖骑手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后者是指通过面向公众开放的外卖平台APP注册，自行决定是否接单配送的骑手。外卖平台对“众包骑手”的工作时间、接单数量等不作硬性要求。“众包骑手”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以及工作地点自由化特征，可同时选择在多个外卖平台工作，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归属并不唯一，人身依附性并不紧密。叶某某虽在美团平台注册，但美团平台并未对叶某某工作时间、接单数量等作出限制，其可接其他外卖平台订单配送业务，显然属于“众包骑手”。案涉保险为商业保险而非工伤保险，投保目的是为保障骑手的人身安全及分担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保费出自骑手，保险受益人是骑手而非美团平台。案涉保险投保方式系电子投保，叶某某在接受第一单外卖派送时购买当天的意外险，自系统扣收骑手保费之时，保险合同生效。

　　关于案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问题。案涉“保险说明”载明，最长保险期间是从骑手首次接单时起至次日凌晨1时30分；保险范围包括被保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案涉保险保障的是骑手人身权益而非美团平台权益，客户群体为“众包骑手”。人保南京公司作为保险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应知悉该类被保险人的工作特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若其基于降低自身赔付风险的考量，则需对“众包骑手”的兼职属性进行限制，并在保险条款中明确注明若“众包骑手”配送投保平台之外的订单发生保险事故时不予理赔，但其在保险条款中并未特别说明。故投保人叶某某在保险期间内因脑内出血死亡，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形，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关于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是否成立问题。案涉保险单及“众包骑手”意外保险说明系格式条款，该条款由人保南京公司单方提供，供不特定投保人重复使用。人保南京公司有义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未作提示或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案涉保险以电子投保的形式购买，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因既往病史导致突发身故，以及需有相关鉴定资质机构确定死因的免赔条款，显然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其应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提请对方注意，如在合同中用黑体字予以特别标记，或以颜色、大小、下划线等方式进行特别标记等。但从本案现有证据看，人保南京公司并未履行相应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故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在买受人破产时，管理人决定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可主张取回标的物。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明显减少给出卖人造成损失的，买受人已支付价款不足以弥补该损失的部分，可作为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但是，前述取回标的物的权利和纳入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均建立在标的物存在且能够取回的前提下。如标的物已经加工而发生了性状变化，且加工后的标的物已正常出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出卖人还要求行使取回权和纳入破产买受人的共益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