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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官佐是一名经济部队的老兵，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在华东局财经委员会财经办、华东财经委员会驻天津办事处、山东省财经委员会工作，下面是其口述历史之一。】

　　早在华东野战军打过长江后，华东财委就开始考虑在天津设一个办事处。上海解放后，设天津办事处越发显得紧急迫切了。

　　按照中央财委会的分工，华东财委负责整个华东地区的经济工作。上海解放后，华东野战军是要准备解放的，一旦打过去leyu·乐鱼网址，的经济就由华东局财委会来负责。

　　这不是小道消息，我们在青岛也听到了一些风声。有同事和我开玩笑，说解放了，咱们谁都可以去，唯独你不能去。

　　一提起华东，许多人都说是六省一市，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其实，当时的华东是七省一市，还包括省。

　　对待可不能开玩笑，它事关大局，你华东把漏了，你说它算是啥，也称是一个省嘛，中央把划该你华东了，你却把它漏了。我们那一代人，很在乎在这个。

　　当时，上海是中国第一经济大市。华东局和华东军事委员会自然设在了上海，华东局财委会也跟着去了上海。

　　华东局财委会进了上海后，接连打了两个战役，一是银元之战，二是粮棉之战。如果这两场战役打不好，就会葬送军事上的胜利。

　　上海解放前，一直流通法币。一百元的法币，抗战时期能买半头牛，抗战胜利后能买一条鱼，到了内战时期，只能买半盒火柴，发行金圆券也失败了。

　　可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有这个大背景，特务和一些大资本家，就联手打击人民币。

　　无论哪个时代，银元都是硬通货。哪个时候，党的银元储备寥寥无几，所以呢，资本家就打银元这张牌。上海解放初期，一块银元可兑换一百元人民币，没多久，又涨到了一千元人民币，而且有的商店还拒收人民币。

　　看到这个情况，华东财委采取了以银元制银元的办法，紧急抛售了十万块银元，力图拉回市场银元的价格。没想到，这十万块银元抛出去，还不如石头打个水漂，连个响声也没有，银元的价格动都没动。

　　这令华东财委很是震惊，赶紧报告了华东局，华东局也紧急报告了中央财委，中央财委连夜报告了毛主席。

　　曾山是华东财委的“大老板”（华东军政委员会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他急忙召集人来研究，大家建议再小范围抛售一次银元，也给那些资本家一次机会，还不行的话，就来硬的，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个时候，陈毅陈老总也公开出来讲话了，他警告那些投机的资本家，趁早洗手不干，否则，严厉打击，绝不留情。

　　陈老总讲话后，华东财委小范围抛出了一万块银元，但很快就被吸掉了，银元的价格不但没落，反而涨到了一千八百元人民币。

　　华东局下面不是有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嘛，立即派部队包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查处了投机的资本家，依法逮捕了一些顽固分子。银元价格稳住了，人民币也占领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银元之战，投机资本家失败了，他们又转向了控制两白一黑，两白是粮棉，一黑是煤炭，主要是控制粮棉。

　　那些投机资本家瞅准了这一点，开始大量囤积粮食和棉布，他们从这个粮食和棉布入手，起劲哄抬物价，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币编织，经济形势十分危险。

　　华东财委又紧急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和中财委又下令，全国范围内组织粮棉和煤炭，大规模支援上海，直到年底（1949），才打赢了这场粮棉之战。

　　当时，国家有六大地方局（东北，华北，华东，中南leyu·乐鱼综合，西北，西南），支援上海最多的，一是东北局，二是华北局。这场粮棉之经济战还没结束，华东财委就在天津设立了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的全称，叫华东军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驻天津办事处，简称华东财委驻天津办事处。说是华东财委驻天津办事处，实际上它是华东财委设在华北局的办事处。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有个十大经济城市排名。从数量上讲，华东的城市最多，有上海、青岛、南京、无锡四个城市，东北局有大连、沈阳，华北局有天津，中南局有武汉、广州，西南局有重庆，西北局剃了光头。而从单个论，上海排第一，天津排第二。

　　天津是华北的交通枢纽，工业的基地，商业的中心，而且官僚资本实力雄厚。天津解放得早（1949年1月），经济也恢复得快。

　　后来，我们到了天津，才对毛主席的“四面八方”城市政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四面八方”的城市政策，缺了那一面，缺了那一方，就会犯路线错误，犯原则错误。

　　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经济上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叫全面领导城市经济。

　　凭毛主席这16个字的“四面八方”，天津的经济走在了当时新中国的前列，物资产品也十分丰富。当时，华北有个物资大会，接连在天津办了多次。华东财委在天津设办事处，主要是看中了天津丰富的物资。

　　军令如山倒，野战部队如此，经济部队也是这样。华东财委驻天津办事处，从组建到选人，再到正式运转，没用一个礼拜。

　　起初，我上午接到的命令是先到济南省府大院集合，到了下午又接到命令，说是直接去天津报道，那个调令呢，到了济南站有人直接送上火车来。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情急之下，打前站的人就将办事处设在了南市，这里离火车西站近便，房租也便宜。

　　南市在天津老城南，当地人叫它三不管。过去，天津南门外是一片洼地，当地政府不愿管，紧挨着的法租界和日租界不能管，所以这里出现了三不管现象，乱葬岗子没人管，打架斗殴没人管，坑蒙拐骗没人管。

　　抗战胜利后，三不管更加热闹起来，一度与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齐名。三不管的热闹，当地的行话叫金、批、彩、挂，就是相面算卦，说书唱戏，戏法魔术，练武卖艺，还有大小不等的饭馆和戏院。白天呢人来人往，夜间呢灯红酒绿，我们到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

　　我是晚上到的办事处。办事处的主任胶东人，是一名老八路，我不说他的名字，他后来犯错误被撤职了。

　　他立即吩咐他的警卫，给了我一把，说天津不比青岛，这个三不管很乱，有特务，也有地痞，还有骗子妓女，出门一定要带枪，睡觉也要把枪放在枕头底下。

　　给我的是一把加拿大撸子，比青岛那会的二十响驳壳枪轻多了。在天津，除了去小站打过几次靶，这把枪白天别在腰里，晚上跟我一起睡大觉，直到我调回山东财委工作时，才按规定上缴了。

　　办事处的人员是华东财委优中选优，过硬，除了党员就是青年团员，而且大都参加过城市接管，业务十分熟练。所以到天津的第二天，我们就上手开展工作。当时，上海在打粮棉战嘛，我们的头等任务是组织粮食和棉纱布匹。

　　当时的天津，棉纱布匹主要集中在城里资本家手里。我们主任就通过华北财委去天津市委找黄敬（浙江人，本名俞启威，时任天津市委兼市长），黄敬当场让人给提供了一份天津资本家的名单，我们就拿着这个名单，去挨家找资本家谈。

　　这个名单挺有意思。里面有个天津利生纺织公司（针织厂），它的老板叫王光英（北京市人，民建中央）。王光英是王光美的哥哥，的妹夫。

　　天津刚解放时，经济秩序也是乱，资本家的厂子有的被封了，个别的竟被分了，军管会的人只顾替工人说话，过度提出长工资的要求，资本家不答应，厂子只好关门，近百万市民的生计成了大问题。

　　对资本家讲，你开厂子是有剥削，但你用剥削来资本再开厂子，将来交给国家，让更多的工人就业，你这个剥削就有功了。

　　讲话那个风趣，资本家说自己是产业界，他称资本家叫“大肚皮”，说我们进城了，派被打跑了，看不见了，我们就盯准人家的大肚皮（资本家），用经济来打人家的大肚皮。说劳资两利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在这个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发展上几十年，对工人好处多，坏处少。

　　但又反过来告诫天津的干部，说解放天津，用三十一小时就把拿枪的敌人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呢，你三十一天，甚至三十一年也不一定能消灭完。

　　前面的话公开发表了，天津的资本家，包括市民都知道。后面的讲话属于保密文件，只在内部传达学习。

　　现在想一想，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采购大量的棉纱布匹支援上海，以及支援后来的抗美援朝，除了天津市委的帮助，主要是毛主席恢复天津经济的的16个字，以及的讲话稳定了资本家的人心。

　　毛主席的劳资两利，承认资本的“剥削”，从经济角度，现在也不过时，现在的经济制度也没跳出这个圈圈。